最近我听到路人纷纷传说，銮舆在这里居住不长久，因此导致人情皇皇。因为人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朝廷的赏罚禁止，人们都不相信。

这虽然是我自己半路听说臆度的，应当没有这回事，但是如果万一有此事，不是说明朝廷没有信誉吗？《洪范》中说，朝廷没有信誉，就犹如天气阴晴不定，说得就是这种事情。这些都是暴雨洪灾的征兆啊。

自从军兴以来，一方面让居民结保为甲，一方面改为巡查社团；一方面招募弓箭手，一方面又招募民兵，追赶呼叫急于星火，割剥逼迫侵于肌肤，民力竭尽了，还是苛求不已，这不是过于着急了吗？《洪范》中说的常寒之证，恐怕就是指的这些吧。况且阳为德，阴为刑，常雨常寒，阴道太盛，陛下正当修德以应天。能制将帅，乃德之刚，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庙以孝，禁盗贼以义，谋国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

皇帝看到这些奏章后，就下手诏自责说了一些大而无用的正确废话，即朕有四错：一是没有经邦济世的远图规划，二是缺乏戡难定邦大战略安排，三是没有让人臣服的品德，四是没有驾驭群臣的权柄措施。现在把这些都张榜在朝堂上，传遍晓谕天下，使大家都知道朕悔过之意。

右司谏袁植不知深浅，看到皇帝的罪己诏书十分深刻感人，就信以为真，大为感动，马上上书奏请把汪伯彦再进行贬斥，把黄潜善以及失守者权邦彦、朱琳等九人进行诛杀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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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宋皇帝赵构却说：“渡江南去这件事，朕正在责备自己，怀念不应当贬斥那些旧人呢，我怎么能把罪责全部归到大臣身上！袁植你自己也是朕亲自提擢的，虽然说你敢于直言，但是却引导我去杀人，这恐怕不是好事情。”

宰相吕颐浩经常在皇帝身边，对皇帝的心事了如指掌，就顺着皇帝的心思说道：“圣上对待弼臣十分宽大，即便是有大罪的，也仅仅是贬斥到岭外之地，因此这样的盛德可以保障朝廷天命永久。袁植提起这个念头，就已经伤了天地和气了。”

大臣滕康也趁机上奏责备袁植说：“如果按照你袁植的说法，就会损伤陛下好生之德啊。”

宋高宗看到大家都支持他而责备袁植，于是下诏责备袁植说：“朕亲自拔擢你袁植，把你放置在谏垣直言的岗位上，本意让你补过拾遗以挽救我的阙失。而你袁植供职以来，忠厚的话没有听到多少，杀戮之事却听了不少，应当引以为戒，他现在离开朝廷，去知池州吧。”就这样把袁植贬斥了。

“可是，此时的宋帝心事有谁知？”

为了摆出奋勇进取的姿态，皇帝赵构又从神霄宫搬到建康府行宫居住。一方面，又要守住长江南北，一方面，又要巧妙地让民众随同朝廷一起南迁，于是就下诏谕军民说：“现在迫近防秋（金人一般在秋高马肥之际发起进攻），已诏令杜充带领重兵做好准备。又准备于七月下旬，恭请隆佑皇太后率领六宫、宗室近属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与谋臣宿将，戮力同心，以备大敌，进援中原。一些官吏士民家属愿意南去临安的，官司不得禁止。”

可悲的是，金人爱惜同情中原民众的情况要比宋廷好得许多倍了。金人在中原地区获得的民心此时已经远远大于宋廷权贵集团。由此就可预知最终较量的结果了。

这时，金人围困磁州城，吏士吃得穿得喝得都没有了，于是只能在城墙根下面找些野菜吃。军校杨再兴等人实在不忍心看到民众这样困苦饿死了，就杀掉了代理城守赵子节，推举将官苏珪领导州事。

苏珪说：“我有三件事，大家能同意的话，我就答应大家的要求。”

众人都说：“你说说看吧。”

苏珪说：“我准备率领军民夺路回归京师。”

众人说：“不可。”

苏珪说：“那就拼死力战，怎么样？”

众人说：“不可。”

苏珪说：“那只能开门投降了？”

大家都不说话。

于是苏珪就率领众将士投降了。金人大队士兵来到城下，并且折箭发誓说：“任何士兵不得杀人。”

第二天，金人就允许米面进入城里，城中的米面价格顿时减低了数十倍。当时武安城守非常顽强，金人攻打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克。当他们听到磁州投降后，军民全部获救，而且有吃有喝，他们也就开门投降了。

看到金人很得民心，一路势如破竹，攻势非常凌厉，宋朝廷赶紧商量防御政策。他们最终确定以铁索为沉网，横锁江岸两边，以防止沿江顺流而下的船只；以木头为卧倒的栅栏，秘密藏于岸边石阶下面，使战舰不得靠近进入。这两个办法，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皇帝下诏交付水军制置使抓紧施行。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年仅三岁的太子、魏国公、明受皇帝赵旉突然薨逝。据说当时太子有病没有痊愈，有一只鼎放置于地上，宫人不小心误踢了这个鼎，发出了声音，吓到了太子，太子当即惊搐不止，皇上命令斩杀了这个宫人。不一会儿，太子就死掉了，把他安葬在金陵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