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知道他受了重伤，仍然担心他诈死，不敢轻举妄动再进攻。但是城内的民众和士兵知道他死了，都放声痛哭，知道城池很快就要被攻破了，纷纷哭泣着逃命去了。

赵立的家属许多人以前死于徐州。赵立来到楚州后，就把幸存的一个儿子带在身边，让他伺候左右，读军中书记，在这次城破之后，他儿子也战死了。

赵立为人忠厚老实，擅长骑射，容貌甚壮；不读书不识字，不懂什么大道理，他的忠义是出于天性；他不喜欢声色财货，月俸薪水经常拿出一半给士卒，能与士卒同甘苦；每一次战斗，他都擐甲胄先登，如果有退却的士兵，他就大呼疾驰到逃兵跟前，杀掉逃兵。因此士兵畏服，也喜欢为他所用。他视金人如仇雠，每当有人说起金人，他就咬牙切齿，愤怒不已。经常告诫士卒说，他与金人作战，一定会战斗到死亡为止。

自从金人向南侵略以来，所过名城大都，大多数都闻风而降，金人攻占这些城池，犹如探囊取物，只有翼州坚守将近二年，濮州城破巷战，宋人和金人杀伤略相当，只有这两个地方金人感到害怕难攻。但是赵立守卫楚州，一战成名，比起前面的功绩更显得难得了。人们都说，赵立的守城之功，与唐代“安史之乱”时的城守张巡、许远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看到朝廷昏庸堕落，许多仁人志士心急如焚。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季陵刚刚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就立即上奏说：“臣观今日国势，形如垒卵，危如缀旒。皇上大驾当时各地巡游，没有驻跸落脚之地；贤能之人远远逃遁，朝廷士大夫没有经世之心。军权兵柄分于下而将领不和，行政大权去于上而君主益弱，现在所能依靠而幸存的，仅仅是天下人心还没有厌恶而已。

前年集合大臣商议渡江，人人都以为可以，而朝廷权贵却以为不可，因此大家都不说南渡而降诏回到建康。去年大家又商议去幸蜀地，人人都以为不可，而朝廷大臣却以为可以，因此放松了对江、淮等地的防备设施，大力经营关陕要隘。从现在的结果来看，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失误的？张浚口头上说，他外出川陕作为宣抚处置使，经营川陕抗金，现在看来他不过是想迎接陛下去川陕罢了。金人现在长驱直入，深入吴、越等地，至今还占领着淮甸，却没有见到一匹骑兵或士兵前来支援王室。

当年维扬之灾，圣上出走后有幸免于灾难，朝廷来不及了解真实情况，最后把功劳归到宦寺身上；钱塘之变，朝廷不能自救，而把功劳归于将帅。这样就导致陛下信任此曹货色，他们就有了轻视朝廷之心。黄潜善喜欢自己单打独斗而不能用人，吕颐浩知道使用能人而不知道任用贤人。这样，导致张确、许景衡抱恨而死，刘豫、杜充相继逃叛而去，凡是知机自重的人，往往卷怀退缩隐世去了。

而今天下不可谓无兵，像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些人，如果他们各率诸将，同心而谋，协力而行，何所往而不能克！但是他们兵柄既分，其情易睽，互不隶属；各自招收亡命之徒以张军势，各在效力小功劳以报主恩；胜利了互不服气，失败了互不相救，大敌一到，人人各自为谋，这怎么能够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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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应当义同一体，庙堂负责发出命令，百官负责承禀执行，使将士知道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情涉及方方面面，他们难道可以作威作福、随心所欲吗？张浚现在在陕西，要处分军事，恐怕失去机会，让他随即便宜行事，这还说得过去；可是他竟然自降诏书，难道没有盗窃圣命之嫌吗？官吏责以办事，便宜行事也没有什么；可是他却随意安置从臣，难道没有忌器之嫌吗？以至于乱赐臣下姓氏，乱改寺庙匾额，像这类事情，就是乱象丛生，不治理怎么能行！这些都是张浚在外伤于太专导致朝臣效仿的啊。

上古三代之得天下者，是因为他们得其民心啊；得其民心的原因，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拥护。而现在民坠涂炭，无甚于今日。发掘丘墓，焚烧屋庐，六亲不能相保生活。而民众拥戴大宋依然没有改变，实在是因为祖宗德泽在人心而没有厌倦啊，现在所能依靠中兴的，就只剩下这一件事情了。然而人心无常，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变化，陛下应当注意收拢人心。现今想薄敛赋税以裕民财，而用度阙口很大；现今想轻徭赋以舒民力，而大军师旅才刚兴起。圣上的罪己之诏屡次降下，忧虑民众之言屡次能听到，反复叮咛切至，但是人们都不相信这些。是因为民众只看权贵大臣怎么做，而不听他怎么说。臣以为只要陛下举事恰当，人心臣服，自然就足以结人之心。如果能把爵位赏赐给贤人，爵禄赏赐给功臣，刑罚施行给罪人，各种施设注措无不当于天理，天下不心悦而诚服的，从来都没有啊。臣愿陛下准备做什么事情，就让一二大臣提前考察，不偏听，不自能，无畏强御，无徇私昵，处之得其当则人心臣服，人心臣服则盗贼将自息而外患亦可消除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