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横想做私商，李俊与了他二十两银子做本钱；张顺还愿打鱼，因江州有好鲜鱼，李俊便荐他去了江州。那张顺水性高强，精明能干，后来做了鱼行的行首，此是后话。兄弟二人后来感李俊高义，只拜他做哥哥不提。

小主，

且说穆家庄上，薛永在那里过了几日，伤情尽复，便与侯健一起辞别穆家兄弟，来江州寻戴宗。

路上侯建问薛永道：“师傅，听人说，钱塘那边时不时有民乱，你说，官府会招人从军么？”

“我又不是诸葛亮，这事哪说的准？”薛永摊了摊手，又问道：“你是想投军么？”

侯建道：“嗨，我就是随便问问，这不是赶路无聊吗？”

“你要是真无聊，就多琢磨琢磨戴节级。他是棵大树，我们若是有他庇护，江州附近不管是卖膏药还是做针线，都不在话下。就算是腰里绑着个扁担横着走，都不怕有人管。”

侯建道：“前几日有一个算命的瞎子跟我说，我今年能遇到贵人，难道就是应在他身上吗？”

“江湖的饭真不好吃！我当年要是能在军中熬煎下去，坚持到西军灭夏，说不定也能博个封妻荫子。”

“师傅一身本领，屈在江湖上，当真是可惜了。”

“这事也难说的紧，若我还在军中，不定哪天就被送到先锋营送了性命。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出路。”

师徒二人一路上聊些有的没的，没多久就进了江州城，寻到戴宗。

戴宗见二人如约而至，不由大喜。他寻了个酒肆雅阁，三人边吃酒边说话。

酒至酣处，戴宗停杯长叹一声，做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薛永道：“不知哥哥有何心事，但凡用得上小弟，还请直言，必无推脱。”

戴宗见薛永言辞恳切，道：“我家曾受过司马相公大恩，蔡京老贼撺掇天子，迫害司马相公，说他是奸邪之辈，因此立誓与老贼势不两立。”

戴宗这个说法涉及宋国昔年新法旧法之争，薛永曾听父祖辈说过：当年神宗皇帝起用王安石为相，从熙宁二年开始变法，一直持续到元丰八年，神宗去世；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即位，尊高太后为太皇太后掌理朝政，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为相，废除王安石新政，放逐变法派；到元佑八年，哲宗亲政，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

因此时人把支持新法一派称为元丰党人，支持旧法一派称为元佑党人。不过新法旧法之争还没玩，哲宗去世后，当今官家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崇宁元年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施行熙宁新政。

蔡京为相后，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着、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元佑党人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还有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佑党籍”，备受摧折。蔡京因此权柄无双，再无人能与之抗衡。

那时世人没有不痛恨蔡京的，戴宗这番言辞下来，薛永自然义愤填膺，道：“哥哥心表日月，只是老贼势大，小弟只怕帮不上忙，耽误了哥哥大事。若是承蒙哥哥不弃，有什么是小弟能做的，尽管吩咐。”

“蔡京远在天边，自有能人对付。如今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九儿子，寻了他的把柄也能弱其党羽。”

薛永深以为然道：“既如此，若是有小弟能帮忙的地方，还请哥哥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