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三人虽同掌中枢，名位却有高下之分，王坦之为侍中、中书令、丹阳尹居首，王彪之为尚书令看似次之实为居末，谢安为侍中、尚书仆射、中护军看似居末实则居中，可局面很快就被深谋远虑的谢安扭转。

王坦之出于加强太原王氏与皇家的联系，请以族侄王蕴之女王法慧嫁予司马曜为后，司马曜的生母是发迹前曾被宫女称作昆仑奴的李陵容，他仅在名义上以追封为简文帝皇后的王简姬为嫡母，与太原王氏并无血缘关系。

王坦之提议的这桩婚事很快定下，但因司马曜尚幼，婚期进行了延后，可随即因王彪之出面反对褚太后临朝，二人被谢安架到了火上。此前成帝继位之初，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时，专决政事，一反王导时的宽和，后引发苏峻之乱，有这样的先例在，王坦之和王彪之争夺辅政大权的难看吃相，很快就在朝中被针对。

谢安则继续火上浇油，给王彪之上眼药，在朝中逢人就说：“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咨王公无不得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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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朝政诸事决议，要是成了王彪之的一言堂，那小皇帝、摄政太后和无所作为又好指手画脚的朝中诸公又置于何地？

王彪之为了自辩，只好上书告老，王坦之和褚太后也怕把琅琊王氏逼到桓冲那边去，赶紧给他加护军将军、散骑常侍进行挽留，予以直入禁中之权，以示信任。

东晋制度大多沿袭了曹魏，护军隶属于领军，年资重的才称将军，资历不够则称中护军，王彪之当时都六十八岁了，这加衔纯粹是个安慰，加散骑却不拜侍中，与另外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

毕竟胁迫皇室这事也是有先例的，自成帝司马衍下令土断，康帝、穆帝、哀帝在位期间，这一政令也维持下来，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侨置郡县，将隐庇的侨民编户，以增加税基、兵源。结果呢？要么死的不明不白，要么服食丹散求死。

而当时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干啥？哀帝司马丕继位之初，王坦之、谢安、王珣等三家子弟，早已纷纷入职于展现出不臣之心的桓温麾下，其幕府中自习凿齿回襄阳闲居后，好不容易混出头的郗超差点地位不保，你们搞事别搞我啊，而哀帝司马丕的皇后王穆之就是太原王氏女，可为了家族利益，太原王氏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女儿，选择站在世家这一边。

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权臣、世家各有矛盾，相互利用，结果皇帝把局面玩崩了，两头受气。

也正是因为这些世家的表现，当时打算南下入晋的释道安才为苻融打动，借沙门掩护，自己坐居荆襄，分别遣同学、弟子，西入巴、蜀，东入江、扬，暗为前秦查探消息。

桓温死后，桓氏内部也因桓秘、桓熙叔侄企图谋杀桓冲，刚经历了一场变故，正在稳定内部、权力过度的阶段，而前秦则乘机进攻蜀地，夺取梁、益二州，荆州的桓豁压力大增，又联系桓冲在江、扬东线发动攻势以分摊压力，对于建康的政争既力有不逮，也无暇兼顾。

趁着桓冲回镇姑孰，掌握中枢的三家又围绕着京口，开启了新一轮明争暗斗。此前桓温北伐前燕，以郗超之计谋得京口兵权，枋头之战大败而还后，移镇广陵，为挽回声望，先后诿过袁真，擅行废立，诛除殷、庾，虽令朝中畏惧，但由此引发的乱子也是一桩接一桩。

前秦则不断兼并扩张，对江左的威胁日益增加，京口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

上游的荆州，襄阳居沔汉之中，水路上通汉中，下抵武昌，北岸不远又是淯水与汉水交汇处，可从水路北上南阳郡治所宛城。

京口在建康以东，传马朝发夕至，对岸江北就是广陵县，这里是邗沟连通长江处，也称中渎水，当时因广陵郡临海，这条水道沿途人烟稀少，沼泽遍布，不时发生淤塞，碰上枯水期，水军都玩不转，下船走陆路大规模进入，那就是自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