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为忠君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认为臣子应该尽心尽职忠于皇帝，不应有非分之想，否则就要遭受天罚。

其次是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东汉皇帝一改西汉时期不问修史的状况，由统治者领导史官修史，公开干预私人修史。

这使得东汉时期的史书在体例上就表现出刘氏正统的观念，将那些篡位者放入列传之中，确立了抑逆扬善的历史观。

由于史书是为了后世流传之用，一些官员害怕后世名声不保，因此逐渐增强了心中忠君的观念。

他们已经将忠臣名称看作是超越生命和一切的价值归宿。由此可见，干预修史对忠君观念强化对作用。

东汉比西汉更加重视儒学教育，东汉自建立之时，就继承了西汉对儒学的崇尚，并且重视儒学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崇尚儒学。

这使得一批士人学习儒经的热情高涨，儒经中重要的忠孝节义观念自然也渗透到了他们的意识中。

所以，即使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堪，人们也不敢妄动自立为王的心思，但是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只有在东汉末年这些割据一方的豪强枭雄方才敢明目张胆的扩充起军备，重视起养马的事业。

其次是东汉改革完善了选士制度，忠君观念的强化只靠教育时不够的，只要将教育与选拔人才的制度联系一起，才能更加强化人们心中的忠君观念，因此，东汉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了选士制度。

其一便是东汉重视有气节的士人，尤其是那些隐逸之人，如光武帝非常礼遇牛牢等人。气节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只要有气节，才能刚直不阿，忠于君主。

其二东汉完善了西汉时期孝廉取士的制度，其重视的原因也是为了维护统治稳固。因为儒家经典将忠臣必出孝子之门作为圣训，将孝子和忠臣联系起来，这对忠君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西汉末期，政治昏暗，一些易姓改朝的言论层出不穷，但是东汉末期，社会统一黑暗不堪，但却出现了一批贤臣支撑着东汉政权，维持着东汉的存在，如蔡邕、谢弼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