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均亦开口道：“丞相说的是，东汉历次羌乱受苦的还是这天下的百姓，如今短暂的太平亦是难能可贵，可若是要持久的太平盛世，必是少不了有仁义之心的少数受益者脱颖而出啊！”

曹爽想了想继续道：“昔日董卓、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等人便是靠羌乱起家的，真是那是的时势使然啊，若是抓住了，那便能乘风而起，可惜他们没有一颗为了天下的仁心，仅仅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方才败得如此之快。”

董卓，凉州割据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便是起家于凉州羌乱。

他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不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往，并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赖之徒，拉拢、兼并其他地方势力。

《西羌传》在总结“羌患“的原因和教训时说：“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这揭示了东汉王朝及其地方将吏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严重错误。

具体来说，就是东汉一反西汉时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秉承王莽时期的对羌政策，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处，强行推广郡县体制，将降羌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之下，从而与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习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西汉对羌人的属国统治，开始于宣帝之时，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所谓属国，即让内徙、降附的少数民族在不改变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接受汉朝的统治。

《史记》和《汉书》云：“因其故俗以为属国。”《史记正义》释为：“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曰属国。”

另一方面，西羌尚处在原始社会末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间，国家形态尚未完全形成，血族共同体的外壳仍然保存着，血族制度的机关正逐渐转化为羌豪用以压迫本族羌民、掠夺外族人口和财富的工具。

在这一阶段，西羌社会分化特别严重，部落与部落联盟不断地在战争中分合、改组。

史载：“（西羌）自爱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种，……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

其八十九种，唯钟（羌）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

可见，直到东汉时，羌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