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所译《维摩诘经》并非随意的选择，此经与《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玩世不恭、蔑视世俗观念是其特色。

“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盘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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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经》高度的入世精神与灵活性使之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中，大受欢迎，其影响比《般若》还要深远，直到隋唐“其风犹酣“。

在时间上稍晚于支谦的康僧会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

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为其建“建初寺“，是为“江南有寺之始“。

在佛教音乐方面创制“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这些成就使康僧会在江南佛教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然而最能体现其佛教思想的，是他编译的《六度集经》。

《六度集经》共8卷，按大乘菩萨“六度“分为6章，编译各种佛经91篇。

其宗旨在于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并以“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观点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又向前推进一步。

康僧会把佛教的“悲愍众生“作为出发点，同时将孟子的“仁道“奉为“三界上宝“，他一方面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另一方面又主张臣民可以“起而弃之“那些“利己残民，贪而不仁“的君王。

这种协调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努力、这种“将佛教中的消极颓废因素改造成为可以容纳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另一蹊径“。

东吴赤乌十年，西域高僧康僧会大师来到建业（今南京）传播佛法，应吴帝孙权之请，求得感应舍利，孙权为其建造寺塔，赐名建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