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阉党们并不会轻易罢休。他们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试图打压杨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杨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遭受了阉党的迫害，被打入大牢。但即使在狱中，他也没有屈服。他以笔为武器，写下了一封封揭露阉党罪行的血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阉党的真面目。最终，杨涟的英勇就义为东林党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人，成为了正义的象征。

左光斗，面对魏忠贤的威胁，毫无惧色。他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决心与阉党抗争到底。在朝堂之上，他言辞犀利地痛斥阉党的种种罪行，让众人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在民间，他积极组织力量，为东林党争取更多的支持。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左光斗展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东林党人的精神，也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尊重。尽管最终他不幸被捕入狱，被打入大牢，受尽折磨。但即使在狱中，左光斗依然坚定信念，不屈不挠。他的精神鼓舞着其他东林党人，让他们继续为了正义而战。

史可法听说左公要被炮烙处死，这可把他急坏了，赶忙东拼西凑了五十两银子，哭哭啼啼地找管监牢的狱卒商量。狱卒被他感动得不行，就让史可法换上破破烂烂的衣服，穿上草鞋，背上一个破筐，手拿一把长铲，装成打扫垃圾的人，把他带了进去，还悄悄指给他左公在的地方。史可法一瞧，左公坐在地上，身子靠着墙，脸上、额头上都烧得黑乎乎的，左膝以下，骨头都散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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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赶忙上前跪下，抱着左公呜呜地哭起来。左公听出了史可法的声音，可眼睛就是睁不开。他费了好大劲抬起胳膊，用手扒开眼皮，瞪着眼喊道：“蠢才！这是啥地方，你来干啥？国家都成这样了，我也活不长了，你还来这，让人把你害了，谁来接我的班！”史可法伤心极了，舍不得走。左光斗大骂：“蠢才！快滚！不滚我就打死你！”说着，就去摸地上的铁镣，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史可法没办法，只好哭着出了监牢。

崇祯元年四月，二十七岁的史可法一举考中进士。同年十一月，心怀感恩之情的史可法专程赶赴桐城，前往恩师左光斗的墓前拜谒，还特意为老师塑像并建立祠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导师。此后十几年，史可法带兵征战沙场，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他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共同面对艰难险阻。有人曾劝说他适当休息一下，但他坚定地回答道：“我对上唯恐辜负朝廷的期望，对下唯恐有愧于我的老师。”

在天启年间的那场激烈争斗中，东林党的君子和忠臣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到了崇祯朝，东林党已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即使那些所谓以地域划分的陕党、浙党等政治势力，虽然与东林党争权夺利，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已经深受东林党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只是它的分支。虽然东林党从未有过完整的组织或明确的纲领，但每个东林党人都对自己的东林背景感到自豪。与此同时，那些与他们政治观点不合的人往往会被他们攻击为阉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林党的消极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以江南地区为背景的东林党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主张，给处于危机中的大明朝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根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然而，当崇祯皇帝上台并推翻阉党后，东林党掌握了政权。此时，明朝面临着辽东和农民起义军这两大开销巨大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政府仅仅选择了增加农业税来解决财政困境。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就会有更多的农民因为无法生存而起义；而起义的规模越大，所需的军费开支也就越多。

相比之下，魏忠贤倡导增加对商业税和矿产税的收缴力度，这种做法远比向农业征税更为明智。毕竟商业利润丰厚，而且在农民负担已经如此沉重的情况下，确实应该转变思路，通过征收商业税来减轻农民的压力。东林党却主张取消商业税与矿产税，将军费的重担压在农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