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提出不再营造佛寺道观，有其现实依据。

从唐中宗时期开始，高官贵族纷纷营建佛寺，很多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徭役。对此乱象，姚崇认为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无法挽救后赵、后秦之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也未能免除灭国之灾殃。唐玄宗纳其言，在全国范围内勒令一万二千余名假僧虚尼还俗。

事实上，姚崇本身也信佛。他劝谏唐玄宗抑制佛教之言是：陛下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不能奸诈之徒剃度而败坏佛法！他自己曾两次造像，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前者感谢母亲养育之恩，祈祷母亲早登佛地。后者祝愿姚氏亲属都能健康长大、加官晋爵。

难能可贵的是，姚崇信佛而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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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16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当时官民的观点认为蝗虫是天灾，不能以人力驱除，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所以，老百姓只能任由蝗虫破坏农作物却不敢捕杀，他们的应对方式是只祭拜上苍请蝗虫离境。

姚崇却引经据典，举《诗经》之言“秉彼蟊贼，付畀炎火。”又列举汉光武帝诏令“去彼螟蜮，以及蟊贼。”力证应该灭除蝗虫是应该的，并派出捕蝗使督促各地灭蝗。

这一举措竟然引起百官疑惧不安，他们纷纷反对灭蝗，唐玄宗因此犹豫不决。姚崇则坚持认为若任由蝗灾发展导致农桑欠收，将危及国家安全，主张大力灭蝗。正是在他的坚持下，蝗灾危害被减小到最低限度，没有造成大面积饥荒。

这位为开元盛世奠定雄厚基础的三朝贤相，创造了时人无可比拟的政绩。他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国力鼎盛的开元盛世依然保持俭朴清廉的作风，甚至因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而只能举家住在偏远郊区。

但唐朝的老百姓却过上了好日子。

大唐财政日渐丰足，全国粮仓充实，因货物充裕而物价低廉。据杜佑《通典·食货典》记载，其时天下无贵物，斗米只需十三文铜钱，青（今山东青州）、齐（今山东历城）斗谷低至五文。东西二京面不过三十二文，绢一匹不过二百一十二文。

收入越来越丰厚，而物价越来越低廉，老百姓的日子当然越过越好。姚崇对此颇为自傲，他有一次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浣老老实实回答：“管晏执政期间，所行政策能一以贯之，而您制定的法度随时更改，由此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

姚崇也不生气，继续追问：“那我是个怎样的宰相呢？”

齐浣认为他是拯救时弊的宰相：“您是救时之相。”

姚崇拍腿大喜道：“这也非常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