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他在全国推行青苗法时，在实际执行中暴露了许多问题。

首先，利息并不低，最高可达三四分，而且不能随借随还。

其次，当放贷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和政绩考评指标时，地方官吏就会以权力强行放贷，让本无需要的老百姓也要借贷，以增加业绩。

光以上两条，青苗法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放高利贷的苛政。

相比起来，民间借贷是自愿行为，可随借随还，还不了还能拖欠一些时日，比起青苗法反而更有优势。

苏轼不仅上书直陈新法弊病，还利用所长写诗反映问题。他的组诗《山村五绝》，就集中反映了新法实施后对农村造成的危害。其中一首七绝就描述了青苗法的危害：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手持竹杖藜草裹饭匆匆赶路，借贷来的青苗钱转手就已花光。农村的孩子们大半到城市游荡，他们学会了城市的语言，却荒废了农耕生产。

论官位，苏轼在当朝宰相王安石面前，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还远远不够看。但苏轼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大宋朝最顶流的文艺明星。在当时，他写的诗词恐怕比周杰伦的歌还要流行，绝对风靡大街小巷，以致家喻户晓。

苏轼如果只上几个奏折，给皇帝写几个内参，王安石只是微微一笑，未必会放在心上。但苏轼的诗，相当于顶流网红在互联网上发了一篇阅读量破千万的帖子，这影响就闹大了。

王安石出离愤怒，于是安排御史上书弹劾苏轼。苏轼自请外放，被授予杭州通判。这对苏轼来说，应该属于提拔重用。

通判的全称是“通判州事”，相当于副知州，且有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苏轼在杭州三年，配合杭州知州，为杭州人民做了许多实事，比如为杭州治理水旱蝗灾，开挖六井解决老百姓饮水难问题等等，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

公元1074年秋，苏轼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妥妥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这里，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思绪纵横天地人间，创作了令“余词尽废”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