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的科学家虽然也有许多曾经担任过议员的，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贵族身份，所以顺理成章的在上院占据了一个席位。至于那些平民出身的，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最大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体面的有钱人，少部分是因为热爱，但没有一个人研究科学是为了去选议员。

但在收到菲涅尔的论文后，征文组委会主委泊松却打死也不相信这一点，他感觉菲涅尔的论文简直滑稽。

而到了1799年，巴黎街头一声炮响，科西嘉魔王闪亮登场。

他们重新启动已经关停数年的法兰西科学院，并把那些被驱逐的科学家们召集了回来，让他们可以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当然，主方向自然是军事科学。

眼见着在泊松大好的日子，同僚们还是止不住想要拿他的糗事开涮，负责法兰西科学院日常事务的学院终身秘书、也是皇家学会1825年科普利奖章获得者的阿拉果急忙上来打圆场道。

这样的行为自然极大地鼓舞了该校的学生以及那些在该校任教的科学院研究者们，自此以后，‘祖国、科学、荣誉’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他们的校训。

其中，法兰西科学院的领袖、学院终身秘书拉瓦锡因为其保税人的身份，被认定为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推上了断头台。

“阿拉果先生，我们不是不尊重您的意见，但研究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

因此，当拿破仑刚刚夺取政权，他便立马委任他的老师拉普拉斯出任法兰西经度局的局长，后来甚至还让他当了六个月的内政部长。此外，他还在夺取政权的当年便下令筹建目前法兰西最优秀的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但是同为评委的阿拉果则提议道：“要知道这个结论对不对还不简单吗？我们做个实验验证一下就行了。”

典型的例子，便是纺织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仪器制造匠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机械师乔治·斯蒂芬森发明的蒸汽火车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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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当时给内阁派来的信使的答复，只是一个简单的微笑与谦卑的语气：“我很感谢国王陛下的恩宠，但是我以生为平民为荣，也并不想变成贵族。”

虽然这样的传统使得科学院在大革命时期惨遭国民议会打击，拉瓦锡、拉普拉斯、库仑等着名院士被下令驱逐出科学院。

而到了19世纪，这两种学说争端的主战场又从皇家学会转移到了法国。波动说这边站着的是马吕斯、菲涅耳等等，微粒说那边则是拉普拉斯、泊松和毕奥他们。

虽然那篇论文发表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依然没办法讨论明白光是一种粒子还是一种波。法拉第先生的来信当中也只是礼貌的询问我们波的相关性质，各位何必这么急着表明自己在微粒说与波动说之间的立场呢？”

而泊松也没吃亏，他得到了泊松亮斑发现者的称谓，虽然他本人其实并不是很想得到命名这个亮斑的荣誉就是了。

而在法兰西，这里也有许多从底层发迹最终实现阶层跨越的故事，但与不列颠不同的是，法兰西的研究者偏好于理论研究，而且他们在成名后的目标也并非成为一位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而是希望凭借自身在科学界的影响力，以此为跳板跻身政坛。

至少亚瑟从未听法拉第说过他想要从政，与之相反的，法拉第貌似非常讨厌与政治挂上太多的牵连，而且也反对发动战争，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用来杀人。

“这可能会导致这个方向陷入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停滞，法拉第先生也会因为方向错误做上相当长时间的无用功。这不仅会玷污科学院的名誉，从研究角度上来说更是不可饶恕的！”

他摘下礼帽致敬道：“我也想要劝说法拉第先生能够多休息休息，但是您知道的，他那个人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