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改革都首先要从用人开始，刘彻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这位年轻的皇帝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地提拔更多的官员起来，取代黄老学派官员们在朝堂中的支配地位。

所以无论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还是白发苍苍的老翁，只要是能用，能换掉黄老学派官员的，刘彻一律任用。

这一天，刘彻来到了郎署中，准备亲自接见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才，授予官职。

一名老者须发皆白，从容地走了进来，对着刘彻行礼。

“臣颜泗，见过陛下。”

“臣曾经在文帝时为郎官，如今希望能够在陛下朝真正出仕，治理一方。”

刘彻打量着颜泗，心中也是好奇。

郎官，属于皇帝提拔的年轻后备力量。

一般来说，能当郎官的，在郎官的位置上锻炼一段时间就会弄到地方上的郡县去任职，最少也是一个县令起步。

从时间来推算，颜泗在刘彻祖父汉文帝时代应该也就二十出头，不到三十岁。

正常的郎官，早就应该获得机会了。

刘彻疑惑问道：

“你为何如此之老而依旧不得机遇？”

这句话显然问到了颜泗的伤心处，表情变了许多，叹息着说道：

“文帝喜好文官，而臣好武。”

“先帝喜好老臣，而臣少年。”

“如今陛下喜好少年，臣却已老。”

“故三世亦不得机会也。”

刘彻摇了摇头，觉得这家伙是惨，大写的惨。

“颜泗，朕命汝为会稽郡都尉，即刻上任吧。”

颜泗大喜过望，再三跪谢而出。

很多人都以为，刘彻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代表着他只用儒生。

其实不然。

在刘彻刚刚发布举贤令的时候，为了尽可能地打压黄老学派，刘彻所启用的人才是不拘一格的。

除了年龄分布广泛之外，他启用的人中性格分别儒雅、忠厚、耿直等，擅长的有写文章、口才好、能制定法律、能研发机械、会弹琴甚至是擅长演小丑伶人的，都能在刘彻手中获得一官半职。

这些人里不仅仅有儒家，还有法家、纵横家、兵家、方术士、占卜家，乃至不为主流朝堂所用的黄老中人，同样也被刘彻大力提拔。

为了贯彻初衷，刘彻对汉初的选拔制度进行了开拓创新。

首先是汉朝传统的察举制度，分为贤良、孝廉、茂才（秀才）三科。

举贤良制度是汉文帝的时候就开始的，晁错就是通过贤良科的选拔脱颖而出，进入到汉文帝的视线中，最终成为汉景帝登基时的心腹大臣。

贤良科相当于是汉朝版的“国考”，只要能通过就能留在朝廷之中为官，起步最高，前途最好。

孝廉科则类似于地方的省考，通过之后一般会被授予吏员之职。

但别以为吏员就是小官，那就大错特错。

黄霸通过了举孝廉之后，就一路晋升为河南太守丞，赵广汉也因为举孝廉成为郡城首府阳翟令（相当于市长）。

在后世，芝麻绿豆大的职位也被称为“官”。

但在汉朝，绝大部分的职位都是“吏”，比如说任何一个县衙，包括县令、主簿、县丞在内所有人都是“吏”。

只有做到两千石郡守级别，被册封为“XX大夫”，才有资格被称为“官”。

剩下的茂才科，通俗的说就是“奇人异士特殊才能征召科”。

会打仗的，通过选拔可以让你直接当将军。

会外交的，通过选拔直接让你以大汉使者出使国外。

还有一些人，本身很有才能，但道德不行，放浪形骸，无法通过“贤良”“孝廉”科的道德标准，也可以通过茂才科出仕。

这一科的标准非常灵活，也可以理解成专用的人脉走后门通道。

察举制度属于汉朝征召官员的主要方式，属于定制。

但察举三科并不是固定进行的，一般都是朝廷有需求了才会不定时进行，补充足够的官吏数量，这一点和科举有很大区别。

除了察举之外，还有征召。

征召制度也分两种，一种是对比较有名气的。

这种人要么就是喜欢装，不愿意参加察举觉得掉价，要么就是时间紧急就必须提拔这个人，等不及开启察举和其他人一起批量提拔。

比如枚乘父子、司马相如、大儒鲁申公等等，就是通过征召出仕。

第二种征召方式，就是“北阙上书”，又称为“公车上书”。

这种征召方式需要有意者先主动上书，发表自己的政见，接受皇帝和官员们的审核。

审核通过后筛选出一批合格的，再经过皇帝或者三公九卿们的召见进行一轮面试，最后授予官职。

通过公车上书而获得官职的武帝朝名臣有不少，比如说朱买臣、主父偃以及东方朔。

此外，汉武帝还建立了太学，设五经博士，教授学生。

太学这个机构，倒是专门用来培养儒家士人的了。

然后，还有恩荫制度，在这个时候叫做“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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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是专门给两千石以上高官开后门的，每一个两千石高官都可以无条件推荐一个儿子当郎官。

在出任两千石官员时间超过三年后，还可以额外推荐第二个“同产子”（和第一个儿子同一个母亲所生的）为郎官。

比如大名鼎鼎的苏武，他爹苏建曾经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任代郡太守，就先后推荐了苏武三兄弟都当上了郎官，从此出仕。

“任子”也并非一定要推举儿子，可以推举亲兄弟。

和苏武一样史书闻名的霍光，就是由亲哥哥霍去病以“任子”制度推举出仕。

如果觉得这就完了，那就错了。

还有一个选拔制度，叫做“资选”，又叫做“纳资”。

顾名思义，就是用钱买官。

这个制度是刘彻老爹汉景帝创立的，年轻刚刚继位的刘彻其实并不把它当回事，仅仅是保留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使用。

所以并不是说没有了科举，朝廷选拔官员的制度就少了。

刘彻对察举制度进行了梳理和系统性的创新，让汉朝选拔官吏有迹可循，整个选拔制度稳定下来，不再像之前那么混乱无序。

从他往后直到东汉灭亡，察举制度基本上只是微调，并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改变。

这是刘彻的巨大贡献。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察举制固然比之前汉初三代皇帝的选拔更优秀，可也有它的弊病在。

可以看到察举制度的名目虽然很多，但想要符合要求，要么有极其出众的才能，要么有极其出众的名声，要么有极其出众的投胎技巧，要么有极其出众的家财。

总言而之，没权、没爹、没钱，基本上是没啥机会的。

整个王朝的官职，基本上都被贵族、官员、大儒垄断，富商们偶尔能给儿子弄个出身，老百姓就洗洗睡吧。

在稳定察举制度之中，刘彻同时还在集中精力做一件大事。

削弱相权！

汉朝在黄老思想的主导下，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巨大的，属于实打实法律规定的“副皇帝”。

陈平就曾经说过：“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

根据书籍的记载，皇帝如果坐马车过来，其他文武百官迎接，皇帝可以不下车。

但如果是丞相迎接，那么皇帝必须下车对丞相还礼，然后再上车继续前行。

一旁的随从谒者还要高声称赞：“陛下为丞相起！”

在刘邦时代，老刘的经验和能力摆在这里，萧何这个丞相权力虽然很大，但总体来说皇帝还是稳压丞相一头的。

到了汉惠帝刘盈时期，曹参接任丞相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曹参当了丞相，基本不处理政务，每逢有什么大事，直接下令：“按照萧丞相在世时的规矩办。”

其他时间，就天天在家喝酒。

有人想要找曹参觐见，曹参直接拉着人家喝酒，喝到醉了就送客。

至于来客说了什么，曹参是不管的，说了也不听。

刘盈脾气虽然好，可看到曹参这样子也受不了，就对曹参儿子说了：

“高祖皇帝去世不久，现在的皇帝很年轻，您当了丞相就只知道天天喝酒，也不和皇帝请示，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天下的安危吗？”

“哦，你回去别说是朕让你说的，就说是你自己的意思。”

儿子回家一说，就被曹参臭骂了一顿。

“这种国家大事，也是你这个臭小子能置喙的吗？”

刘盈没办法，干脆自己去问曹参。

对，不是曹参进宫来见刘盈，而是皇帝刘盈亲自去曹参府上询问。

面对皇帝的质问，曹操也一点不慌，一边喝酒一边侃侃而谈。

“陛下，规矩都是当年你父皇和萧何还有臣等一起制定的，所有的法令都是非常明晰，无需过多费心。”

“您只需要垂拱而治，臣等各守其职，天下自然就能治理好了。”

“如果太后（吕雉）不满意，可以将臣的原话转告太后。”

刘盈无可奈何地回宫，吕雉在听完之后也没说什么。

曹参当丞相能懒到这种地步，连皇帝都能怼，而且当皇帝的还没有任何办法改变，更别提是罢免丞相。

足见汉初丞相的权力究竟有多么巨大。

真正让汉武帝下令剥夺相权的关键人物，则是田蚡。

田蚡仗着有太后王娡这个亲姐姐，非常压制着刘彻。

田蚡说的话，推荐的人，刘彻很多时候是不同意的。

但只要刘彻不同意，田蚡就立刻去找太后王娡来施压。

如此再三，想要当官的人找刘彻这个皇帝，反而没有找田蚡这个丞相更好使了。

只要田蚡一开口，哪怕是两千石这种郡守级别的高官，也是分分钟就搞定。

田蚡至此越来越不把刘彻这个皇帝放在心里，有一次居然要求皇帝把考工室的土地划出一大半来给田蚡扩建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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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这一气非同小可，直接怒怼一番田蚡：

“你怎么不把考功室旁边的武库也一起拿走算了。”

田蚡死后，刘彻立刻大刀阔斧地对丞相的权力进行削弱。

他从贤良科以及公车上书中挑选出特别优秀的才能，将原先属于少府的机构“尚书台”提升为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机构。

尚书台的侍中们，由此成为了实际上和皇帝真正商量国家大事的“群相”，只不过没有丞相之名。

一切文书、奏章、政令都必须要经过尚书台发出，丞相等三公九卿不再拥有审阅文书、批改奏章和拟定政令的权力，只负责执行尚书台发出的各种文书政令。

到了后期，刘彻又对侍中们不太放心，干脆再设立了中书台，以宦官为中书令，瓜分了一部分尚书台的权力，同时还负责监督尚书台。

这也开启了汉朝太监参与政治的先河。

无论是侍中还是太监，他们都属于出身非常低下的，和列侯组成的军功集团完全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