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骥从手从地图上北起郑州、中经周口、南至阜阳的一线划过：“豫东是个大平原，几乎无险可守，这条长长防御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是华东倭军可以选择进行突破的位置，我军要守就必须处处分兵，倭寇却可以集中兵力重点进攻”。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倭寇的话，就会把主力部署在华东方向，这样不管是强攻还是佯动都非常容易调动我军被动地跟着他们选定的位置进行集结应对，等到我们摊薄兵力露出破绽的时候，华北倭军再从北边一刀插进我们的腹心”。

郭勋祺思考半晌后点头赞同道：“副军长的分析的确有道理，倭寇这么干的话倭军的确非常被动难以应对”。

刘焕、陶旺几个纵队司令在交谈一番后也都表示同意。

“我军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以防为主、分兵应战，以少部兵力把华北倭军堵在黄河对岸，另一边把华东倭军放进根据地来，等它们兵力分散后再根据具体战场态势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重创或者逼迫其撤退”。

“第二个选择是以动制动、避实击虚，让倭寇跟着我们的节奏走”，赵骥指着地图上六安的位置讲道，“我军以一部从六安佯攻合肥，对南京形成威胁，逼迫华东倭寇回援，同时营造出主力尽出、豫东空虚的假象，诱使华北倭军渡河南下，再以主力予以包围歼灭，彻底打破倭寇两路分进的图谋”。

和国军在历次战役中层层设防、逐点固守的死板防御不同，无论面对倭军还是国军，机动作战才是我军最大的优势与特点，没有道理放弃自己的长处去学国军那一套打呆仗。

毫不意外的，参会的军官们都一致表示支持第二套作战方式。

战役大体方略定下来后，赵骥立即和郭勋祺一起拿出了具体的计划呈报给陕北中央，并请求华北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部队予以配合。

1940年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谷期，中国战场上同样看不到丝毫能赢得最后胜利的曙光，投降妥协之声在国府内部不绝于耳，中央早就有心搞点大动作出来振奋民心、军心，同时用实际战绩给投降派的脸狠狠抽上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