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门兄，进军西北最大的麻烦从来不在于兵力，而是在于后勤。陕西行都司(甘肃)连自己都养不活，还需要临近的陕西三边和川北个别府县每年提供一些粮草，也就是所谓的协饷，那么如果真要远征西北，就只能将帅帐设在陕西。
陕西离西域有多远？就按照固原镇来算吧，其离西域足足两千里，一路上还大多都是戈壁荒沙，据说很多路段走上两三百里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这要如何行军，又要准备多少粮草才够途中消耗？到了西域之后又能继续吃几天？
虽说户部是高日新自己管的，但其实也正因如此，他一定会好好算这笔账，绝不会轻易出兵远征两千里之外。这种仗若是打赢了，那也就还罢了，若是万一……不说打败吧，就算只是打得不顺，则每多打一日，朝廷都要花费巨资。高日新自己便是地官，怎么会允许这样浪费银子？
另外就是，高日新伐元获胜就已经大胜过一次察哈尔，将来再盯着察哈尔余部打，也不会获得更大的军功，那高日新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番话其实挺实际的，无论是他提到的哪一项要素，都是合情合理的怀疑。
比如他说西征西域难在后勤，这一条就非常现实而且看得极准。原历史上左宗棠左公收复新疆，最大的困难除了政治上的斗争之外，就数后勤了。
正如此时赵志皋所言，明朝时期的甘肃发展很差，当地驻军如果只能靠着本地的余粮过活，那至少得饿死一半，所以出征的大本营甚至都很难放在甘肃，而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放在陕西，如他所言在固原——这是陕西西部的重镇。
而固原到西域足有两千里之遥，途中多是黄沙戈壁，如果是全部用骑兵跑过去也还罢了，至少可以绕道更北的蒙古草原——就像察哈尔部遁去的轨迹一样。但只要是想动用步、炮等军，就只能强行征集大量粮草、牲畜(大多需要骆驼)，这得花多少钱？
小主，
左公收复新疆，一开始做的计划是需要一千万两，后来实际上还不止花这么多钱。另外还要知道，左公做这件事时，新疆大部分还在清廷手中，还能在当地提供一些补给。
倘若高务实要远征西域，则原地补充几乎毫无可行性，全部都要依赖这长达两千里的后勤线补给，花费只能更多更多。
另外，鞑清与大明在对西域的认识上还有区别，鞑清朝廷之所以最后能认可左公的意见，是因为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提到的三点，这其中的前两点是清廷很敏感而大明朝廷没有切身体会的：
当时左公说，一，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之地，乾隆时又力排众议收复新疆，乾隆的卓见不能否定；二，新疆是中国内地的屏障，新疆丢失，则蒙古、甘肃、青海不稳，接着威胁中原，甚至北京。
大明首先没有一位“乾隆”，从老早起就没有直接统治西域，所以没有“祖宗遗留问题”。而甘肃、青海守了两百年，似乎也没有面临过特别巨大的危机，与清廷时面对沙俄的强大威胁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说西域还能影响北京，那在大明看来就更加不至于了。
赵志皋这番话说出来，沈一贯无从反驳，毕竟在他看来也觉得远征西域不仅不必要，而且开销太大、收益太低，应该不会是高务实的选择才对。
既然如此，他便话从遥远的将来转回当前，说道：“远征西域之事暂且不论，就说如今他要继续征伐倭国之事吧……濲阳兄觉得此事有哪些影响，我心学一派是否应该反对？”
赵志皋偏偏不肯抢先表态，而是反问道：“蛟门兄意下如何？”
“我自是反对的。”沈一贯摆手道：“他是户部地官，只要他拿得出银子，我们很难在朝廷花销上表示反对，但日本位列太祖皇帝不征之国其中，这总是事实吧？”
“这的确是事实，可是……”赵志皋斟酌道：“高日新既然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见他认为这一条也和从前许多祖制一样，是可以绕过去的。
比如说，太祖之所以立下不征之国，是因为太祖认为他们对我中国没有威胁，只是担心后世子孙自视富强，以征伐为儿戏，陷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危险当中。
然则眼下倭国之事却超出了太祖皇帝的预计，是倭国首先动武侵略了我天朝臣属，故我不得不对其用兵。至于是否是驱逐倭寇即可，即如眼下这般，那却不能不想到另一种可能……”
沈一贯皱眉问道：“什么可能？”
“朝鲜内附了。”赵志皋分析道：“朝鲜既然内附，那就成了大明本土，而朝鲜南部与倭国相距甚近，仅两日海程。如此一来，倘若不伐倭国，是不是可以说我朝之朝鲜始终受到倭国的威胁？”
沈一贯沉吟道：“濲阳兄是说，高日新会以此作为原因，认为应该将日本彻底打败，从此遏制其野心与实力，如此才算是稳固了朝鲜这块新附之地？”
“然也，但此仅其一。”赵志皋叹息道：“蛟门兄，你或许不知道，当初我与高日新还曾在翰林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同僚，我对他这个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沈一贯“唔”了一声，没有多说。他这个表现其实事出有因，因为他当年殿试只中了三甲一百三十六名，虽然后来还是馆选过了，中了庶吉士，但在翰林院的地位依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最低的一批。
大明特色嘛，在翰林院这种地方，大家都是“唯成绩论”，你老兄考个三甲也配和一甲的“天上神仙”套近乎？
当然，沈一贯是隆庆二年的进士，比高务实可早了足足四科。不过沈一贯在翰林院待的时间可比高务实长太多了，高务实进翰林院的时候沈一贯居然还在，并且依旧只是个编修。
相较之下，高务实作为状元可是一进去就做修撰的(约定成俗，状元直接做修撰)，可见成绩这东西在大明朝官场几乎是某种硬通货。
虽然万历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务实和沈一贯都在翰林院任职，但其实因为沈一贯当初的心学立场和他提出的几次观点都为郭朴不喜，便被打发去兼任了南京国子监的司业，所以两个人几乎连照面都没打过几次。
赵志皋就不同了，他也是隆庆二年的进士，与沈一贯是同年，但赵志皋却是那一科的探花郎，属于“天上神仙”三人组之一。高务实在翰林院时，赵志皋已经做到翰林院侍读学士，所以高务实主笔万历版《大明会典》时，赵志皋甚至算是他的上级领导之一。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不同，赵志皋提起这件事会一副津津乐道的模样——我当年可是他高日新的上峰，而沈一贯则连话都不愿意多回——娘希匹，我当年甚至没机会和高日新说话。
当然，赵志皋只是略有得意，倒不是故意戳沈一贯的痛处，因此他见沈一贯没多少表示，便自顾自继续往下说道：“蛟门兄是否还记得数年前明联储的南京挤兑案？”
小主，
沈一贯目光中闪过一抹阴光，冷冷地道：“自然记得。”
“那就好，蛟门兄应该记得明联储后来拿出来的银砖吧？”赵志皋认真地道：“其中有很多都阴刻着‘日银某某某’的编号。”
“是。”沈一贯依旧面色阴沉。他当然脸色难看，因为在那件事里头，他也是“江南同盟”的一份子，虽然她拢共只提供了其中的三千多两明联储银票，但好歹也算空头之一。
谁知道明联储居然真能在一个半月里拿出那么多现银，害得他们白忙活一场不说，后来还被明联储定了一个“十年观察期”，所有后续十年内的正常储蓄都被要求说明钱款来历，并且要画押作证。
虽然这个举动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实际的影响，但面子上无疑很不好看，就仿佛明联储已经公开宣布他们这些人是某种嫌犯一般，让人心中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