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家一直到汉宣帝时，还是以儒法相用的，而到了宣帝的儿子，元帝以后，汉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倒向了儒学。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尊直接就反映在国家寻求人才，开始按照儒家经典来举士。

一个儒者可以靠着对经义的掌握一步步做到三公，这在汉武帝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谁家掌握了经典的解释权，谁就能获得那份最大的蛋糕，不仅自己的家族可以荣享富贵，就是学生也可以按照这条学术道路一直走下去。

这样，师生之间相互帮助，最终成为一个个学阀，学阀又成为门阀，二者就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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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文学者发起进攻前，今文学一直是汉家官方的主流学说，那些掌握古文学的学者们只能在乡野做个野狐禅，对今文学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可在王莽之世的时候发生了一种改变，那就是古文学大家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自立，再加上王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的正统注脚，所以大兴古文。

但后面王莽很快就被推翻了，上来的是再兴汉家的刘秀，所以按道理，他应该会重新确定前汉时期的官方正统学术思想。

实际上，刘秀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因为以中兴汉家自居，所以刘秀在学术上自然也继承了前朝的今文思想。

当时他广邀天下学士云会京师，重立五经博士，他所立的十四名博士，全部为今文学者。

可见刘秀是要全面否定王莽倡导的古文经，显示自己拨乱反正的政治态度。

但情况到了刘秀孙子汉章帝，形势却发生了大逆转。

汉章帝通过亲自执掌白虎观会议，将今文学彻底纳为官方正统思想，而且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今学，自此古文经大兴。

此后，古文学彻底成为正统思想，今文学越来越弱，直到二者被彻底熔合。

为何会发生这种逆转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就学术的生命力来说，今文学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末期。

作为正统经典超过百年的经文，往往一本经的背后就有十余万字的讲解注疏，可以说一个学者学习今文，可能数年都学不完一经。

而此前一直在民间发展的古文，因为微言大义的原因，学起来就非常快。一个学者可能数年就能学完五经，这不知道比前者快了多久。

本来这种快慢也无所谓高低，但到了国朝需要统一学术思想的时候，今文就是因为太过于繁琐而被抛弃的。

所以，今文学作为一种官方学说，因为生命力的丧失，其实已经退出了舞台。

但偏偏郭图就是治的今学，不仅是郭图，他们整个郭氏家学都是尚今学，而且学的就是《公羊春秋》。

这里面的原因很有趣，今学被汉家抛弃的原因，正是郭氏一族尚今学的动机。

的确，今学是繁琐，但作为一个家族的传承来说又太有优势了。

因为只有繁琐才能有门槛，尤其是他们郭氏世代作为汉家的法学家，就更是需要这种有门槛的经学来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郭氏这样，如袁氏、杨氏、韦氏这些大家族，都是治的今学，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因为此。

而郭图在审理案件时，就充分按照《公羊》的思想来断案。

如子举父过，父有错，那就罚父。但如果是《谷梁》学者来断案，就会大骂儿子，作为人子如何能举父过呢？于是大罚儿子。

从这可以看出两类学者之对立，前者总骂后者不知变通，迂腐守旧；而后者也总骂前者为贼，以权变的借口乱天命家法。

但总而言之，张冲是比较认可《公羊》的，因为他和自己认同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对于郭图办理的大部分案件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然光办得快有什么用？

也正是这份成绩，郭图才很快又被起复，做了于禁的长史，随军出阵伊洛，并最后立下大功，得迁少府少监，成为财部重要的官员。

但现在看，郭图这小心思又冒出来了，在看了郭图的上表，张冲当时就知道这是郭图在培养政治盟友。

所以张冲决定敲打一下他，正好让朝野知道绣衣卫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东西没必要说一直用，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经在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