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即位之初，为了稳固统治，对外派御史大夫陶青前往匈奴恢复和亲，维持与匈奴相对和平的局面，对内则施惠于民，四月大赦天下，五月复收半租、三十税一。

同时，汉景帝在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刑罚，他认为当初父亲虽然废除了肉刑，但鞭笞五百和三百仍然过重，导致常常将人鞭笞致死，因此下诏说，“鞭笞与加重刑罚无异，即便犯人幸而不死，也必然会落下残废”，于是下令将鞭笞五百改为三百，将鞭笞三百改为两百。

由于汉文帝在位期间，已经基本消除了皇权的威胁，汉景帝即位之后仅用数月，便很快稳固了自己的皇位，而在皇位稳固之后，汉景帝便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底。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景帝为了贯彻自己的执政理念，对朝中人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大批曾在太子宫辅佐刘启的亲信大臣得以重用。虽然申屠嘉和陶青两人凭借着资历、身份，地位牢不可破，但其他人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免不了撤职、调任的命运，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张释之。

张释之作为汉文帝的宠臣，为官刚正不阿，不论面对何人都能秉公执法，这固然不是坏事，但却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接受的。汉景帝刘启还是太子之时，便曾因没有按照规定在司马门下车，遭到张释之的弹劾，逼得汉文帝亲自道歉，薄太后亲自下诏赦免，这才没有遭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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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曾经弹劾太子刘启的原因，张释之在汉景帝即位之后，便有些担惊受怕，有心称病隐退，却又担心招致更大的惩罚，有心当面向汉景帝谢罪，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后在王生建议下才硬着头皮向汉景帝当面请罪。

张释之因为长期秉公执法，在朝野之间拥有极高的声望，深得大臣和百姓的拥戴，汉景帝虽然对其心怀芥蒂，但刚刚即位的他，也不好对其予以惩处。面对张释之的请罪，汉景帝只能表示自己并不在意，还对其勉励了一番，以展示自己的帝王胸怀。

然而，等到汉景帝皇位稳固之后，廷尉张释之便被贬为了淮南相，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朝廷。

汉景帝用人虽然有自己的喜恶，但他毕竟不是昏君，他提拔的官员固然多以太子宫旧臣为主，但也能够做到知人善用，而不是一味的打击报复、任人唯亲。例如接任张释之出任廷尉一职的张欧，虽然不像张释之那般刚正不阿，却也是位为人厚道，待人和善的良吏。

张欧是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幼子，曾因精通刑名之学，被汉文帝派去辅佐太子刘启，刘启本就主张宽法治国，因此精通刑名之学，且又身为忠厚长者的张欧继任廷尉，可以说再合适不过。

又如被汉景帝任命为郎中令的周仁。周仁是任城人，早年因医术高明受到汉文帝召见，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太子舍人，周仁才能虽然一般，但却深沉稳重，能严守秘密，让其担任皇帝的近侍官员郎中令，同样再合适不过。

再如以平陆侯刘礼为宗正。刘礼是楚元王刘交第三子，按照辈分来讲乃是汉景帝的堂叔，在宗室之中乃是辈分较高的一位，以他来出任掌管刘氏亲族的宗正一职，无疑也是极为妥当的。

在汉景帝重点提拔的几位官员之中，名声最为显赫者，无疑当属晁错，早在汉文帝时，他便曾多次上书言事，屡受汉文帝嘉奖。

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晁错担任太子家令时，汉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汉文帝亲自出题，以“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考较他们的才能，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之中，以晁错的回答最为优异，深受文帝嘉许，晁错也因此得以升任中大夫。

晁错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太子刘启便对其才能十分钦佩，一直视晁错为重要谋士，对其颇为倚重，因此在即位后不久，便将其提拔为了内史，负责治理京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