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难以制服，已非一世，侵犯城邑劫掠人畜，这是他们求生的方式，天性本就如此。在虞、厦殷、周统治时期，便始终不对匈奴征收贡赋、实施监督，甚至将他们视为禽兽，不当做人来看待。陛下何不遵从虞、夏、殷、周的传统，反而要沿用近代的失误呢？”

严安也上书说，“以前，秦始皇踌躇满志、贪得无厌，想要向外展示武力，派蒙恬率兵北伐匈奴，又派屠睢南征百越，以至于秦朝兵祸接连不断，十余年间，成年男子皆在当兵打仗，成年女子转运粮饷，百姓生活悲惨、难有活路。等到秦始皇驾崩，天下立即反叛，秦朝因此而亡，这便是穷兵黩武的祸害啊。现在，朝廷既要征服西夷地区，诱使夜郎入朝称臣，又要降服羌人和僰人，攻取薉州，建筑城邑，进军匈奴腹地，烧毁匈奴龙城。虽然大臣们都称赞这些行动和计划，但这也只能让主持其事的大臣们得到好处，对于国家却没有任何益处。”

徐乐同样反对对匈奴作战，上书说道，“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皆是如此。何谓‘土崩’？秦朝末年便是了。陈涉既非千乘之尊，又无尺土封地，也不是王公贵人、名门望族之后，没有百姓们的赞誉，也不像孔子、曾子、墨子那样贤德，更没有像陶朱公和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起于穷乡僻壤的他，振臂一呼，天下人便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因为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罢了。这三项，便是陈涉用来起事的资本，这便是土崩了。

小主，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的举兵叛乱便是了。七国之主图谋叛乱，他们都号称是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声威足以控制封地全境，财力足以奖励属下官吏百姓，结果反而惨遭兵败被俘，这是什么原因呢？并非是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只是因为彼时先帝之德尚未衰减，而百姓又民心思定，诸侯这才难以得到封地以外的援助，这便是瓦解了。

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这乃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贤明的君主应当留意观察才是。”

主父偃、严安、徐乐三人虽然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与汉武帝意见相左，但他们却并非见识浅薄之人，单纯的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认为作为君王，应该重于内政而轻于征战，建议汉武帝先行解决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主父偃的奏章之中一共谈到了九项事务，反对出兵匈奴只是其中一项罢了，其余八项则全部是关于律令的建议；又如严安，他虽然也反对接连对外出兵，但同样指出了国内百姓奢靡、豪强巧取豪夺等问题；再如徐乐，他认为国内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困苦，如果还要负担边境战争，恐怕国家就要陷入“土崩”境地了。

因此，汉武帝虽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仍然坚持出兵夺回了河南地，但同时对他们三人的才能却十分欣赏，全都予以了重用，将他们任命为了郎中。尤其是主父偃，在此后的一年中，因为屡次陈说政事都能切中要害，竟然先后获得了四次晋升。

汉武帝毕竟不是无道昏君，在对匈奴用兵的同时，对于几人奏疏中提到的内政问题，汉武帝同样极为重视。

在出兵夺回河南地，使得北部防线日趋稳固，再加上匈奴军臣单于身患重病，无力继续南下侵扰，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汉朝北部边境再无战事，因此汉武帝便没有继续选择向北用兵，转而重新投入到了内政的治理当中。

元朔二年（前128年）冬，就在卫青出兵夺取河南地之际，主父偃针对诸侯国的问题上书说道，“古代诸侯国封地不过方圆百里，朝廷强而地方弱，因此易于控制。如今的诸侯国却动辄坐拥数十城，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宽松时，他们便骄横奢侈，做出淫乱之事；朝廷控制严密，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以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则会产生叛乱的苗头。此前晁错推行削藩政策而导致齐楚叛乱，便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