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中吾丘寿王则反驳道，“我听说古人制造矛、戟、弓、剑、戈等五种兵器，并不是为了相互攻杀，而是用来制止暴力、诛除邪恶。秦朝兼并天下，销毁天下兵器，百姓们没有了兵器，却用农具、棍棒等相互攻击，犯法之人仍然日益增多，盗贼更是防不胜防，最终大乱而亡。因此，圣明之君对百姓以教化为主，而减少防范和禁令，因为他们知道那是靠不住的。《礼记》有言，‘男孩降生，以桑弓、蓬箭射天地四方’，以表明事业所在。大射之礼，更是自三代以来，从天子到百姓都要遵守的传统。我只听说过圣明君主以射礼教化百姓的，还没听说过禁止携带弓箭的。

小主，

况且，禁止使用弓箭，是为了防止盗贼用弓箭杀人和劫掠。杀人和劫掠皆是死罪，却始终无法禁绝这类犯罪，可见那些大奸大恶之徒对于重刑根本不在乎。我担心如果禁止民间持有弓箭，这些奸恶之徒根本不会遵守，仍然会以弓箭害人，而官府却不能禁止，反倒是普通百姓会因为使用弓箭自卫而触犯法律，这岂不是助长坏人气焰，而剥夺百姓自卫权力吗？”

公孙弘固然有能力，但在辩论方面却不是这些文采出众的天子近臣对手。数次交锋下来，公孙弘所提交的国策，非但没有一条被汉武帝采纳，反而屡次被驳斥的体无完肤，甚至多次因此遭到汉武帝诘问。

多次受挫之后，公孙弘不再争夺朝政决策之权，朝政决策大权自此彻底归于内朝，而以丞相府为核心的外朝，则彻底沦为了执行机构。

内朝决策地位的确立，使得汉武帝的权力进一步增强，不再受任何人的掣肘。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鉴于匈奴屡次南侵，尤其是匈奴右贤王对河南地的争夺，更是严重威胁到了京师以北地区的安全。在历经数年休养生息，国内局势已经日趋稳定的情况下，汉武帝决议对匈奴再度发动反击，重点对东迁的匈奴右贤王予以打击。

为此，汉武帝以车骑将军卫青为主帅，率领三万骑兵自朔方郡出发，攻打匈奴右贤王，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国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全都隶属于车骑将军卫青指挥。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率兵自右北平郡北上，攻打匈奴左部做为牵制，吸引伊稚斜单于和左贤王的注意力。

在汉朝收复河南地后，匈奴右贤王为了重新夺回该地区，便将王庭向东迁徙到了巴里坤湖一带（今新疆巴里坤县西北一带）。此后，在伊稚斜单于夺取匈奴大权后，率领匈奴各部频繁南侵，匈奴右贤王亦率军北上漠南，配合伊稚斜单于南侵的同时，意图重新夺回肥沃的河南地。为此，右贤王不仅多次发兵侵扰朔方郡，甚至攻入河南地，杀害兵民，骚扰阻挠朔方城的修建。

当时，右贤王虽然率军来到了距离汉朝更近的漠南，但其活动地区仍属自己统治辖区的腹地，距离西汉边塞达到数百里。更何况，虽然当时河南地已经丢失，但长期以来都是匈奴主攻、汉朝主守，他又何曾想过汉朝军队会主动出击，远赴匈奴腹地来进攻自己。

正因如此，在当时汉匈交战频繁的情况下，自认高枕无忧的匈奴右贤王，却依然每天逍遥快活，饮酒作乐，甚至常常喝的酩酊大醉。

不过，右贤王怎么也不会想到，早在卫青出兵之前，汉朝便已经制定了长途奔袭，直捣其本部的计划，而汉朝所依仗的，便是张骞带回的漠南地形图。张骞被囚禁匈奴长达十年，虽然由于行动受限，由他带回的漠南地形图还略显粗糙，但也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匈奴各部的主要分布情况和地理地形，从而使汉军的长途奔袭成为可能。

卫青出兵后，为了达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先是率军秘密自朔方渡过黄河抵达高阙，又于夜间潜军出高阙，经过一夜疾驰，汉朝大军顺利穿过了防守严密的汉匈交界地区，深入到了匈奴腹地。

相较于广袤的大草原，匈奴那点人口根本不够看，散居在大草原上的匈奴各部落，犹如夜空中的星辰一般稀疏。匈奴虽然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但其各部落却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其部落与部落之间则是广袤的无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