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银币来自藏地，由乌斯藏与尼泊尔贸易中取得，作为乌斯藏市场流通的货币之一。

乌斯藏本就缺少白银，最大的白银流入来自元朝的卖头援助，白银珍贵，为防止碱性腐蚀就把银加在别的金属里面，就形成独特的工艺。

而这枚银铜混合币名为坦卡，上面既没国王的名字也没纪年，分不清来自什么邦国，铸造技术低劣，歪歪扭扭不成圆形，银的纯度也非常低。

在大宗贸易中，人们认可这种来自尼泊尔的坦卡币，也认可银两，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以物易物。

由于自耕农数量不多，奴隶主自给自足，人们对贸易的需求很低，通常就是背着青稞去庙里捐点粮食、借点粮食、换点工具。

这枚银币提醒了刘承宗，在官府之下，他需要筹备钱庄，并铸造铜币了。

之所以要铸造铜币而非银币金币，是因为用不到……在通货膨胀到一个士兵月饷四两之前，铸造银币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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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能用银剪剪开、能用戥子称量，银币就差点意思。

即使是铸造半两银币，对这个时代来说面额都有些太大，于生活中并不方便。

他的设想是铸造铜钱，发行青海大元帅府的铜币，用铜币规定官银兑换的官价，再以发行铜钱数量来调控市面粮食价格，最终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设立钱庄，一方面为弥补康宁府寺庙的缺失，为百姓提供贷款业务；另一方面也为给驻军、官员发工资提供便利条件，减少两府之间小宗银两运输的次数。

二府距离遥远，缺少驿站与道路设施，交通不便，来往输送银两物资，需要占用兵力，兵多了麻烦、兵少了未必能保住官银。

沿途贵族土司掌握的土兵，虽无叛乱之力，却有着成为高原马匪的潜质。

地广人稀的高山深谷，简直是孕育马匪强盗的温床。

刘承宗暂时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减少输送银两的次数，把押运银两与士兵长途行军训练结合在一起。

不过钱庄这事必须要有个人负责，刘承宗觉得最好的人选是承运。

但眼下承运管着俱尔湾的市场，分身乏术，所以刘承宗写了封信，让承运把俱尔湾市场交给跟着他西奔千里的岳父王讼师，先过来跟他一起合计这事。

每到需要用人的时候，刘承宗就会觉得自己身边人才太少，不禁后悔当年在陕西流窜时没打进西安府，把六部在陕西的官员都打包绑了。

把一省六部官员都绑了，想想就让人兴奋。

不过无妨，以后还有机会，他的炉霍县离四川成都已经很近了。

他打算等康宁府的构架稳定下来，派人在成都府设立个办事处，双管齐下，一面招揽失去土地的四川百姓，一面资助招揽落第秀才和不得志的举人。

有文化有力量人是帝国柱石，而一旦这些人没得到应有社会地位，就会成为一个帝国最大的危险。

在铸造铜币方面，刘承宗有个很大的优势……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康宁府各县都有一大批亟待处理的铜佛。

这玩意儿就和各式法器一样，每个贵族庄园里都能搜出好几位。

它不像其他东西，绝大多数平时神神叨叨的贵族老爷在逃跑时都非常清醒，记得卷走所有的金银宝石，却刻意把沉重的佛祖遗忘。

还有些贵族连金银财宝都顾不上拿，更不会记得带走佛祖。

偏偏，不论摆言、岱青、谢二虎的牧兵，还是刘承宗的狮子兵，都非常识货，会把他们没来得及拿走的金银财宝带走；他们都没拿走的佛祖，这些士兵也不会拿走。

所以这些东西仍留在各地庄园和寺庙废墟里，还有些已经被烧成凝固的铜泥滩在地上。

战争让这片土地面目全非，但食利阶级的大范围出缺，也让这里百废待兴。

眼下除了玛康县，余下六县都像囊谦一样，在最关窍的位置驻扎军队，地方上像从前那样井然有序，人们的生活依然照旧，但心里都乱套了。

贵族没有奴隶，奴隶没有主人，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急需有人给他们一道命令，让他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这道命令很快就被下达，驻扎在各地的军队向四面八方奔走，发动乌拉差役，让人们把各个战场遗迹里的铜铁收拾到驻军营地，再由那些营地挑选人手送往囊谦。

短短十五日，超过二十万斤铜料就被送抵囊谦，单单囊谦一地就提供了九万余斤的铜料，还有更多正在送来的路上。

这些东西比刘承宗想象中要多得多，他原本打算和承运商议后把铜运到西宁府去铸造，这下可好，一下得装上百辆车，运过去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