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的自然环境,本来就不太好,因为黄河。
黄河在这一时期,长期南泛,走的还不是后来山东利津入海那条路。
而是从开封向东南,夺取淮河以北的各种河道,想尽一切办法入海。
仅在明代,它就有六次大改道,每次都会把沿岸淹成一片泽国。
这会的河道,是从开封经徐州到淮阴,随便涨点水就能把运河崩了。
这也是古代的淮阴,在明代改叫淮安的原因。
淮安淮安,淮水最好安宁,否则就会把这片全淹了。
有了王自用的解释,刘承宗对张一川请他封皇帝的事,就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并不是滑稽的请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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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张一川进入凤阳,迅速与凤阳本地会道门一拍即合,双方合流,假借赵古元之名团结信众,增加威势。
弄清楚这个问题,刘承宗对这事就不存在困惑了。
因为归根结底,张一川不是脑子一热想当皇帝,而是借由这种手段达成目的。
换句话说,古元真龙皇帝,在凤阳府有极高的‘正统性’。
所谓的正统,其实就是目标人群的认同。
在此时的陕西,西安府以外的府州县,超过一半的人都造了反,更多的人也有流动乞食的经历。
脱胎其中的叛军佼佼者元帅府,在陕西活动、统治,就有相当的正当性。
当然明军在此地活动,也有相当的正当性。
做过流贼的百姓不会在路上伏击元帅府塘兵,甚至加入其中;士绅家里的护院也不会朝明军士卒放炮,还会争相引路。
因为他们天然应该出现在这儿。
反之如果一支后金军、蒙古军打进陕西,那么不论流贼还是护院,都会拿上兵器予以其迎头痛击。
实在没打过,兵败了,那是被短暂征服后的蛰伏,也绝非认同。
等到有人举起大明或元帅府的旗帜,他们依然会群起响应。
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张一川这个河南总兵官身上。
他进军河南,靠的就不是正统,在整个河南,没有人认同他,甚至没有人认同他身后的元帅府,他们就是外人。
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他或被他裹挟,目的是投机,只不过追求的机会比较低劣,只是为一餐饭食和瘟疫中的救援。
如果有人在此过程中融入其间,生活状态得到改变,富有起来或得到更好的社会地位,被授予官爵,心里就也会接受他。
好像元帅府已经统治了陕西,他们的河南总兵也挺正规的,也能让人看见得到美好生活的希望。
那么在河南,反对他们的人就会少一点,得到一点正统性。
而在南直隶的凤阳府,张一川是一点正统性都没有,身上所有符号都是负数。
人们对元帅府所知甚少,听见更多是惯于他们劫掠、作恶、反叛、屠城的消息。
而‘伪总兵’官职,还是个河南的。
这些身份对他在凤阳府做事毫无帮助,只有利用赵古元的名头,才能使凤阳府穷民快速接受。
人们听古元真人赵赶朱的故事长大,对这个称号熟悉,一旦有人举起这面旗帜,对现状的不满就会都投射到这面熟悉的旗子上,被驱使着投身其中。
所以这事,根本就不是刘承宗能决定的。
张一川派人跑回来传这个信儿,也不是为了让他册封皇帝。
而是不希望他从别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将来心生嫌隙。
所以提前告诉他,毕竟你忠诚的部下都告诉你了,你可就不能大耳刮子抽我了。
实际上刘承宗猜测,兵贵神速,早在张一川部使者上路的同时,这面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应该已经在凤阳府树起来了。
他封不封,其实无关痛痒。
对刘承宗来说,需要考虑的只是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罢了。
他正对着西安府衙里得来的大明全舆图思虑,刘向禹和杨鼎瑞便联袂而来。
两位长辈兴冲冲地告诉他:“建号称制已有章程,册封十二转武勋的名目也已编好,特设忠武尉与建章校尉两转勋位,专门用于册封功臣。”
十二转武勋是唐朝的荣誉称号,从一级到十二级,享有从七品到正二品的待遇。
获得武勋的要求,是做为战场指挥官取得胜利,依照敌我兵力多寡、杀敌俘获数目,取得不同的转勋。
兵力多寡分为三级,敌众我寡,叫上阵;兵力相当,叫中阵;我众敌寡,叫下阵。
根据斩杀俘获敌军总兵力的比例,也分三级,斩获四成,叫上获;斩获两成,叫中获;一成则叫下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