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事归一面。

却说杜充一听大家都准备逃跑，却只留下他坚守建康，非常生气，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闷闷不乐、消极怠政。

杜充心想，在前年（建炎元年1127年）时，金国第二次攻打开封前夕，皇上带领朝廷大臣都逃跑了，只留下我杜充为天章阁待制、北京大名府留守抵抗敌人。要不是我当机立断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阻挡、延缓身后的金兵的话，你们都没有性命了。虽然那次决河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致使当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但也确实延缓了金军的追击速度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在去年（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我又代替宗泽为东京开封府留守。由于各个人的策略不同，我改变了宗泽的一些政策，你们就讽刺我说“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这次又要我来镇守建康呢？

因此，虽然杜充已经获得提拔，任同知枢密院事，官至执政宰相地位了，他仍然以自己患有中风疾病，推辞不愿去赴任。

宋帝赵构何等聪明，他知道杜充心怀不满，况且因为杜充长久都在掌握留守军队，手下将领也很多，因此就准备再授给他以兵柄。这样，朝廷就把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提拔为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杜充任右仆射（即右相，官职仅在左相之下），并同平章事兼御营使，镇守建康。朝廷的任命制书下来四个月后，杜充才闷闷不乐地去赴任了。

起居郎胡寅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对朝廷权贵的做派十分不满。他就上疏说：“我为陛下筹画七个办法作为中兴之术：

其一是罢和议而修战略。这是因为之所以可讲和的，是因为双方两地用兵，势力相对，势均力敌，利害相当的原因，而不是强弱盛衰不相等所能形成的。朝廷议和这种说法，最初是由耿南仲提出的，而耿南仲依靠着李邦彦，他们都是谐谑小人，不知远虑，分明植党，只是希望自己获得利益。主张战伐的人，只有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部地区镇守河东的军队，必然会被金人陷没，这样议和派人物就找到了议和的理由。二帝已经被敌人掳掠而远去，宗族全部被迁徙，中原生灵涂炭，至今更加严重了。假若可以议和的话，那么渊圣皇帝怎么还不放回来呢？我们屡次又被他们攻打以至祸败，而陛下卑词厚礼，避地称臣，他们应当稍微缓师不要进攻啊，怎么这样许多年竟然没有作用呢何？若认为强弱力量绝不相等，那么，自古那些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把送给敌人的岁币作为养兵之费，这就是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如果能当机立断坚决去那样做，就会让敌国知道我们有含怒必斗之志。这样漂泊在沙漠里面的圣驾，或许就有回归之期。不然的话，就悄悄地躲避在东南一隅之地，什么事情都不要奋斗进取拼搏，干脆直接臣服于金人就行了。因为如果给金人纳赂，还有谁能比朝廷富贵财物多呢？如果给他们抵押人质，还有谁会比二帝身份重要呢？如果说要贡献子女，还有哪个地方能比中原之地的佳丽美人更多呢？如果派遣大臣，谁还能够比汴京朝廷的宰辅更合适呢？已经把这些办法都想尽了，而强敌的进攻一日更甚一日，陛下可以深入思考一下啊。

其二是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可以在建康、南昌、江陵这些地方，选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为总领就可以了。至于从事郎吏以下的人，就不要轻易移动了，那些虚名无实，徒费国用的事情，全部取消了。这样，陛下轻装上阵，奉着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在这几个地方之间，不要把某一个地方作为固定居所。只要重点管理好侍从臣寮、帅臣监司、要害守牧，奖优罚劣，激励将士振作进取。而把馈饷之权，应当专由宰相负责，就像汉代委任萧何经营关中，唐代委任刘晏经营东南那样。如果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所谓宰相的责任，就是代天理物，扶颠持危，其责任十分重大，他不仅仅是早朝晚见，坐政事堂，弊弊然只知道干一些文具文书无益的东西；或者只知道调动亲属官员升职动迁，或者整天干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事情而已。

其三是务实效而去虚文。大乱之后，风俗靡然，要切实改变它，重点是在陛下。那些将帅之材，智必能谋，勇必能战。那些庸奴下材，本无智勇，看见敌人动辄溃逃，他们无异于盗贼。平时赐予他们过度，这些官员任职时间很长，如果朝廷稍微收敛一下他们的权力，稍微减少一些他们的待遇，他们就心存不满，消极怠工了。这些都是任命官员、将军的名号虚文导致的；这些将领分屯在外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一切安养姑息他们，惟恐一个武夫发怒。他们教习众人击刺之术，有如聚集游戏，纪律荡然无存，就算是他们的将帅都不敢自保，这些也就是治军的虚文。虽然圣上的好诏音、好政策也不少，但是一些虐吏沮于下面，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许多政策本身是好的，但是这些胥吏故意把它推行到极致，也就是奋力推行到反面，物极必反，好的政策也就成为了坏的政策。比如当年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是这样。现在，朝廷让守将出力自保，他们就调发丁夫，作为劳役；如果说优待犒军，他们就搜刮钱财。这些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军需之具，日日征求，因缘奸弊，于是再次增加租税，而且把它记载到赦令上，说是朝廷的旨意，谁也不能豁免。他们用这种欺谝民众的东西，就是爱民的虚文啊。望陛下留意实效，不要弄这些爱民爱军的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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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大起天下之兵。如今宿卫单弱，国威销挫，希望早早勾发京师卫士赶赴朝廷，又把征集禁军精壮士兵的条件下发到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二广等地，抽拣禁军，贡发充御营正兵，提高他们的月廪薪水待遇，精加训阅，由陛下亲自带领他们。天子的军队既然强大了，那么中国内部的兵变自然就消失了。

其五是定根本。自古图王霸之业的人，必然先定根本之地。建康虽然是六朝旧邦，但陛下的责任，与东晋初年不同。陛下父兄在敌人手中，现在苟且偷生，他们听说陛下登上宝位后，肯定每天早晚望着南方说：‘我儿子现在是中国帝王，我马上就要回去享福了！’而现在一些大臣，竟然出策让陛下去南方巡狩（躲避敌人），另外寻求建都的地方，于是没有了恢复国家的决心。况且今天河北、河东的民众，早就知道朝廷不再回东京京城去了；而山东、京西、淮甸，现在还希望陛下不要丢弃他们。若现在还依然推迟拖延岁月，那么所有这些地方，都成为敌国的了。臣愿陛下赶紧命令吕颐浩、杜充指挥诸位将领过江，全面建立防务设施，而自己以精兵二三万为禁卫军，找个隐蔽的地方赶紧建置营屋，把老弱病残安顿在里面；然后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派遣使者巡问江北父老，抚绥梃刃战斗的义勇民兵。至于荆州、襄阳，大规模措置建设，做为根本之地，就好像汉高祖之于关中，汉光武之于河内那样，作为支援的大后方。况且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必须固守坚决不能丢失的，就是荆州、襄阳地区。陛下年富力强，现在军队强大，并不像过去一些人白手起家那样建立功业。如果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坚持不懈去战斗的话，以陛下的聪明洞照，肯定能取得成功。

其六是选取宗室之贤才者建立封建任使，建立藩镇。陛下之族，被掳掠北去者很多，所幸免者有几个人呢？黄潜善、郑瑴等人以小人之见，让陛下把庶子过继过来继承基业，这不符合传统的礼仪，恐怕肺腑之间，肯定有人就会产生非分之想。如果再有人恫疑虚喝，恐怕皇帝就会动摇初心。所以，自从南都（今商丘）以至维扬（扬州），那些被诛窜的族人，被疑忌的族人，陆陆续续找见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这恐怕未必是治亲齐家的美意吧。应当逐渐建立茅土之制，星罗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仇敌知道赵氏在中国的后代还有许多人。皇室家族失而复得的人，并非只有陛下一人而已。只要皇上妥善安排让他们建立藩镇，这样他们就不会横心逆谋了，也就安心守家了。

其七是存纪纲以立国体。现今天下万物之原，本于陛下。如果陛下能力行孝弟，则天下忠顺者就来了；如果陛下好贤远佞，则天下爱惜名节者就出来了；如果陛下欣赏清白，那么贪污的人就屏退了；如果陛下崇尚行义，那么奔竞贪婪之人就减少了；如果能旌奖实行，那么谬诞的人就会少了；如果能尊贵忠厚，那么残刻之人就远离了。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做反了，就会颓波日慢，一直到全部事情都糜烂而后才能停止。至于文词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就更不宜做这些浮薄行为了。靖康二年，着作郎颜博文佞谀张邦昌，就说他是“没有像汤王、武王那样大动干戈，却像尧帝、舜帝那样得到禅让而登上帝位”；等到后来他为张邦昌作请罪表时，却又说“仲尼从佛(Bì)肸(xī)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意思是说，“当初孔子之所以听从佛肸的召唤，那是因为要中兴周朝纲纪的原因；纪信之所以敢于乘坐汉王的车驾，是因为他要欺骗楚军”。颜博文，他是近世所谓能文之士啊，其操术竟然反覆如此。因此廉耻道消，四维大坏，则社稷跟随着就颓坏了，这对陛下有什么好处呢！古人称中兴之治者，叫做拨乱世反之正，今日之事，反正而兴都在陛下，而其凌迟不振，亦在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