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汉文帝又下诏说，“在大臣诛除诸吕迎接朕时，朕曾狐疑不信，大臣也都劝朕，让朕不要入京，唯有中尉宋昌劝朕入京，朕因此才得以继承大统、侍奉宗庙。现封宋昌为壮武侯，其他随朕入京的六人，官皆至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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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汉文帝又下诏遍赏群臣，“曾经跟随高帝进入属地和汉中的六十八位彻侯，每人增加封邑三百户；以前在高帝手下担任过两千石以上官职者，颍川郡守尊等十人，加封食邑六百户，淮阳郡守申屠嘉等十人，加封食邑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加封食邑四百户。封齐王刘襄的舅父驷钧为清郭侯，封淮南王刘长的舅父赵兼封侯。”同年秋，又封前常山国丞相蔡兼为樊侯。

通过对中央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的大面积封赏，汉文帝不仅消除了安插亲信的反对声音，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而且还获取了群臣的广为拥护。

更为重要的是，汉文帝在封赏中有意提到，大臣们之所以获得封赏，都是因为曾经效忠于自己父亲高帝刘邦的原因，此举一定程度削除了吕后长期掌权的影响，向天下表明，天下依旧是刘姓的天下，江山依旧是刘姓的江山，借此强调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巩固自己的皇位。

周勃自升任右丞相之后，可以说已经位极人臣，不仅朝中百官对其极为敬畏，就连皇帝刘恒也对其极为恭敬，这一切都让周勃有些飘飘然，渐有居功自傲之感，每次上朝、退朝时都表现的颇为狂傲，似乎并未将汉文帝这个新帝放在眼里，而汉文帝对此非但不在意，反而对其愈发恭敬，在散朝时常常目送其离开，

中郎袁盎作为皇帝的近侍官，见到这种情形，私下向刘恒询问道，“陛下认为丞相是什么样的人？”

刘恒不知其意，便说道，“丞相乃是匡扶社稷之臣。”

袁盎进言道，“丞相只是功臣而已，还不能被称为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应该是与陛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吕后掌权时，诸吕胡作非为、擅自称王，刘氏危如累卵，然周勃身为太尉，掌握兵权却不能反正，直到吕后去世，群臣共同讨伐诸吕时，周勃这才顺势而为。因此，他只能称为功臣，而不能称为社稷之臣。如今周勃每每有骄横欺主之色，而陛下却谦虚退让，毫无君臣之礼，臣认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汉文帝采纳了袁盎的建议，此后上朝不再刻意谦卑，越来越有帝王的威严，周勃自然也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心中不禁打起鼓来。

一时间搞不清楚皇帝为何有如此变化的周勃，只能派人私下里打听，这才得知了袁盎与汉文帝的对话。得知原因的周勃愤怒无比，毕竟袁盎可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看来袁盎这完全就是忘恩负义之举。

于是，周勃便在下朝时趁机拦住袁盎，责问道，“我与你兄长袁哙颇有交情，若不是你兄长保举，我又岂会提拔你，你小子竟然敢在皇帝面前毁谤我？”

袁盎左右看看，见路过的大臣太多，便将周勃请到无人的僻静处，这才说道，“丞相可知功高盖主之危？”见周勃不解，袁盎继续说道，“丞相如今地位、权势已达顶点，虽然人人敬畏，但又何尝不为皇帝所忌惮？如今不知收敛，日后必成大祸。”说罢，也不管周勃是否听懂，转身离去。

袁盎此举看似在毁谤周勃，但实际上却是在保护周勃，趁着周勃还未犯下大错，趁着皇帝对周勃还没有起杀心，先明确君臣地位，让周勃有敬畏之感，以免陷入不可挽救的局面。

周勃的政治头脑虽然不如陈平等人，但他混迹官场多年，岂能没有一点觉悟，被袁盎这一点拨，他如何还能不明白其中的关键。明白了袁盎用心的周勃，自然不再生气，甚至在心中对其颇为感激。

自此之后，周勃再也不敢凭功自傲，其他大臣们有样学样，见位极人臣的周勃尚且如此，对于汉文帝便也越来越敬畏。

与此同时，汉文帝还通过废除连坐法，赏赐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等手段来收取民心，从而使他很快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汉文帝的地位日益稳固，而他自己也渐渐熟悉了治国事务。直到此时，汉文帝这才开始着手解决功勋老臣权势过大的问题。

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八月的一次朝会上，汉文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突然问右丞相周勃道，“全国一年内判决多少案件？”